佛教在东汉末年开始在国内传播,但真正在中国社会流行还是在东晋南北朝。东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战乱不已、血肉横流的时代,不仅各阶层普遍有一种“人命若朝霜”,“人生若尘露”的忧生之感,强烈的生命优惠催动着人们四处寻找安身立命之处。道教的撒播,使大家盼望在神仙乐土中寻觅精力满意,而释教的东来,更为大家敞开了精力摆脱的新天地。从此,佛教开始济身于中国文化系统,并越来越壮大普及,成为与儒学、道教鼎足而立的一种意识形态。
首先,佛教宣扬的“轮回转世”观念强烈冲击了中国传统灵魂观念。“轮回”说以为,人死是必然的,但神魂不灭。人死后不灭的灵魂,将在天、人、畜生、饿鬼、地狱中轮回,“随复受形”,而来生的形象与命运则是由“善恶报应”的原则支配,“此生行善,来生受报”,“此生作恶,来生必受殃”。这种“轮回转世”的人生观对相信祖先灵魂永存阴间,能祸福子孙的传统汉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冲击,很大程度的修正了我国传统的灵魂观念,使建立在“灵魂不灭”和“孝道至上”的传统儒家丧葬礼仪遭到了严重的破坏,从而改变了人们的丧葬观念和丧葬方式。释教主张薄葬,随着释教的世俗化和深入民心,释教提倡的薄葬开始融入中国丧葬文化之中,并成为中国民间丧葬习俗中一个重要的组成方法。
其次,释教提倡火葬,这一全新的丧葬形式对儒家信仰的厚葬习俗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。传说佛教鼻祖释迹牟尼死后,其弟子按印度传统葬礼火葬,火葬后的骨灰称"舍利"。相传释迦牟尼死后,有八国国王分取其舍利建塔供奉。以后,释教僧侣死后都仿释迹牟尼实行火葬。东汉末。随着释教的传入,我国就逐渐出现火葬。唐末,火葬进一步发展,《高僧传》记载了许多中外僧徒焚身之事,有的未死自焚,有的死后再焚化火葬。到宋代火葬已蔚然 成风。宋人王博在其《东都事略》卷三中记载,宋初建隆三年( 962),宋太祖赵匡胤曾诏日“近代以来,遵用夷法,率多火葬。"宋代胡寅在其《斐然集・悼亡别记》中曾评说:"自佛法人中国,以死生转化,恐动世俗千余年间,特立不惑者,不过数人而已。”但火葬仍旧流行,朱熹在《朱子文集》卷一十四《跋向伯元遗戒》说:“自佛法入中国,上自朝廷,下达闾巷,治丧礼者,一用其法。"释教"茶毗火葬法"在宋代大为盛行。这不只在华夏,并且在边境和南 方区域也盛行起来。据《宋史》记载,南宋川、江、浙、闽、湘、鄂、赣等地火葬成习,已成不行逆转之势。今后元、明、清年代,释教倡议的火葬仍沿用开展。 第三,佛教僧侣直接参与民间的丧葬活动。释教传入后,结合中国人原有的一些信仰,向中国人灌输了很多观念,如佛祖、菩萨、罗汉、天王、阎罗王、观世音、恶魔、夜叉、罗刹、俄鬼等,还有六道循环、因果报应等。这样,中国人的来世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尽管佛教不主张厚葬而实行火葬,但是宗教观念依然深入中国人的心灵深处,使封建迷信继续泛滥。在丧葬中,诵佛念经、祈祷、设坛作斋、超度亡灵等迷信逐渐兴起,使佛教进一步世俗化、中国化,到处弥漫着神秘的迷雾,烧钱超度等宗教迷信活动几乎普及到每个家庭。在丧葬上,最为直接的体现即是释教僧侣在接加入丧葬活动。这种表象通过南北朝 和隋唐的开展,到来代已非常广泛。上至天子,下至黎民,在丧葬之时,都请释教僧侣诵经礼忏,设坛作斋,为死者超度亡魂。
据《宋会要·礼》记载,公元1022年来真宗赵恒死,宋仁宗赵祯曾为其宗的丧葬下诏:每隔7日在观音启圣院和开宝寺塔设一斋会,中书和枢密院须前往烧香,为真宗赵度亡魂。公元一零七九年,仁宗皇后曹氏发丧,当朝皇帝宋神宗赵顼下诏:召千余僧侣,穿袈裟,设斋坛,诵《金刚经》,为慈圣太后曹氏超度亡灵,祈求幸福。公元逐一二七年,金兵南下攻陷汴都城,宋徽宗、宋钦宗、后妃、公主、宗党、大臣约三千人被俘。宋徽宗被俘八年后病死在五国城越里吉(今黑龙江 依兰县境)。宋高宗赵构闻讯宋徽宗、宁德皇后之死后,诏令全国各路州县寺庙建道场七昼夜,让僧侣设坛诵经;又下令平江各佛寺选派僧侣三十五人做佛事,为徽宗和宁德皇后起度亡魂。
国葬如此,民间更是普及。家人死后,一般都请僧侣念佛,有的士庶之家在发丧之日还专门请僧侣威仪前引开道。民间还盛行做七 ,死后每七日供奉斋食一次,有的乃至请和尚诵经礼忏,合计四十九天,为死者超度亡灵。至宋代,民间丧事访僧侣诵经设斋、超度亡灵已成惯例,形成习俗,成为中国丧葬习俗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这一习俗广泛全国,一直传播至今。今天,西藏、川西高原的喇嘛一般都为死者诵经,为发丧送葬做“佛事”。
从汉末以来墓葬中出现的带有浓厚释教色彩的物质文化,我们可以感悟到释教的观念、信仰已深深渗透到我国的丧葬文化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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